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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创新与品牌》，作者：陈淑莲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正在加速迈入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时代。标识代码作为万物在数字世界唯一的身份标识，是互联网重要信息入口和大数据资源的重要获取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如何构建我国自主标识代码体系，重构国际标识代码标准话语权，也成为了当下关注焦点。近日，本刊专访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码院）院长张超。
加快标识技术全球化服务
“这是中国在标识代码领域里的里程碑事件，我们首次成为全球代码发行机构，拥有了向全球分配基础代码资源的资格。”在谈到最近成立的MA标识代码管理委员时，张超对本刊记者说道。
时间回到2018年8月，此时的中码院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欧洲标准委员会（CEN）和国际自动识别与移动技术协会（AIM）三大国际组织共同授权，成为国际代码发行机构，发行代码“MA”成为了全球二维码统一标识的专属代码。这是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设立在中国的全球代码发行机构。就此，由中码院主导成立，负责管理运行MA代码的统一标识代码注册管理中心成为了与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万国邮政联盟（UPU）等大型国际组织并列的国际代码发行机构。
为推动MA标识体系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好的支撑作用，加快自主标识技术全球化服务，2021年8月2日，中码院与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成立了MA标识代码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指导、协调MA的管理运作，加强MA标识体系在智能城市、先进制造、工业互联、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应用。
MA标识体系作为中国首个自主可控，同时具有全球顶级节点管理权和代码资源分配权的国际标准标识代码体系，可以对各种不同对象（物、事、人）标识统一管理，同时基于MA标识建立的码标体系具有命名、确权、保护、管理的功能。“基于MA的码标一经注册，在全球范围内即可被认可，具有唯一性，其作用就像人类交往的“护照”、人机互联的‘域名’，是万物互联数字时代的‘数字身份证’。”张超解释说道。由于MA标识代码体系能够实现“对象”统一编码和互联互通，因此其不限于二维码载体应用，包括汉信码、QR码、龙贝码、GM码等多种码制的生成、识读，此外，还可与更多物联网领域中的RFID、传感器、芯片等新一代载体技术结合，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中国首次拥有了向全球分配基础信息资源的资格。过去我们向别国申请、购买标识代码，不但被他国掌握基础数据，造成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还要为此交付一笔费用，现在则由他国向我们申请，由我们统一管理。其次，我们在标识代码领域第一次有了国际标准话语权。过去我们要向国外机构申请代码，由国外评估我们是否达到标准，现在只要由我们国家相关机构评审通过即可自动符合ISO/IEC 国际标准。”张超说道，不过他也坦言，由于这个领域过于基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却和我国经济风险和数字信息安全问题息息相关。
建立自主可控的标准生态体系
“自主可控”是张超在采访中最常提及的一个词。标识代码是组织机构及人、事、物对象的标识域名，也相当于组织机构的“数字身份”，一经注册即可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通常与二维码、RFID等载体组合呈现。
“标识代码是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要的核心资源。数据之争，就是资源之争。但若数据一经流动，就会涉及到数据安全保护问题，因此最好先用标识代码对数据进行确权，以最大限度确保安全。目前大部分标识代码规则制定权掌握在欧美手中，我们希望中国能逐渐拥有制定相关规则的更多话语权，这不仅涉及到数据安全问题，更关乎国家信息安危。”张超说道。
过去，由于我国标识代码起步较晚，管理相对滞后，尚未建立起国家层面统一的协调管理机制，导致我国标识代码产业呈现无序发展和无序竞争的局面，没有形成产业力量，且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基础标准虽已建立但尚未推广普及，行业相关应用标准各自为政、互不兼容，不同标准之间、不同体系之间不能互联互通，应用很难规模化推进。
以标识代码体系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二维码为例，国际上对二维码技术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存储、传递和识别的技术应用到商业、交通、工业生产、军事等各个领域，并制定了相关的国际行业标准和国际ISO标准。我国对二维码的研究始于1993年，并随着手机二维码的应用普及迎来了发展时期。但由于国外起步早，由行业组织和大型厂商引导，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商业模式，迅速掌握了行业话语权和产业控制权，基本垄断了识读设备、打印设备及相关产业配套，而我国二维码囿于商业模式封闭，发展机制不灵活，错失了行业发展的战略机遇。这也导致了中国虽然是全球二维码应用最大的市场之一，但过去却没有太多国际话语权，甚至连国内常见的QR Code二维码也来自于日本。“所幸我国在技术层面和欧美日等国家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没有太大的技术难点，甚至在纠错能力方面还高于国外标识代码，因此不存在技术问题，只要处理好标准和规则问题，中国就有一争之力。”
2018 年 5 月 25 日，欧盟发布了《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679/2016, GDPR )》，看似是保护公民数据隐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同时也制定了全球数据的管理规则，以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去掌握信息管理的话语权。与此相对应，为促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健康有序发展, 工信部也于今年6月1日正式发布了《工业互联网标识管理办法》，这是标识代码领域首部正式法规。
“成立管委会是为了推动我国自主的国际标准标识代码体系生态建设，加快MA体系的全球化服务。”张超称管委会不仅是MA标识代码的管理协调机构，也是一个技术组织，其核心任务是重构国际标识代码标准体系。“我们一直在与发达国家抢时间，在努力加快全球服务，就是为了提高MA全球产业布局，至少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标准。”张超认为面对全球贸易的新秩序，以及国外标识代码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的挑战，倘若中国不能加快建设自主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强化自主标识代码规则体系的建立和“走出去”战略，继续大范围应用国外标准和专利技术，任由国外技术标准主导产业应用，将会进一步丧失我国在标识代码行业竞争方面的话语权。
目前，MA标识注册和解析系统已完成国产服务器和操作系统适配，并已与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顶级节点完成对接测试。与此同时，MA标识代码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解析总量超过3200万余次。
夯实智慧城市基础
城市代码是张超极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在万物互联时代，数据资源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更是城市得以“智慧”的保障，而统一标识代码作为信息系统的数字底座，更是基础中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有1000多个，其中位于中国的就有超过500个。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规模在2019年已达1600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但在这个过程中，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张超认为“重顶层、轻底层”，各部门、各行业编码不统一、数据不互通、应用不融合，是当前影响智慧城市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科学解决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各部门和各行业之间的代码统一和数据互通问题，成为促进空间信息数据共享共建、消除部门信息壁垒、强化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
张超认为可以用城市代码标识体系作为解决中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工具，如将各个城市及城市管理对象分配“数字身份证”，从“根”上实现城市各要素代码统一和标准化。如：石家庄城市代码为MA.156.1301，其城管部门标识代码MA.156.1301.01，交通部门标识代码MA.156.1301.02等，以此类推，可以迅速在医疗卫生、城市管理、道路交通、公安监察等领域进行较为广泛的使用。此外，未来每一个公民还可以认领属于自己的一个二维码，它可以集成个人的全部信息，甚至替代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等证件，真正实现信息时代的万物互联。“我们可以将所有智慧数据平台都集合在城市代码标识体系上，通过集成发挥全部的作用。”张超说道。
智慧城市代码标识体系是由中国自主研发、自主分配和管理，具有统一分配规则、分布式存储解析、代码不可篡改的特性。由此搭建起全市统一的基础标识体系，实现城市内部和城市间各要素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并不断延展基于代码标识的新型智慧城市应用场景，有力支撑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几年随着数字经济不断推进发展，越来越多人逐渐意识到标识代码的重要性，尤其是十四五规划将数字经济单独成篇，并提升到前所未有战略高度，张超认为标识代码已经迎来了发展高峰期，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谈到下一步计划，张超提到未来会在管委会框架内，在智慧城市体系、产品溯源体系、企业编码体系、内外部管控体系的数字化管控领域发挥更多作用，和不同产业链上的行业机构、龙头企业等形成不同领域的专业委员会，以此深入研究不同领域的标准应用和生态建设。“我们希望能和更多人一起推动MA标识代码标准体系建设，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张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 中关村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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